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──的小说和他的怀抱

“演义”的工作了。为什么要说“无奈”呢？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：

   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，令瞽者演说，其间言辞鄙谬，又失之于野。士君子多厌之。若东原罗贯中，以平阳陈寿传，考诸国史……留心损益，目之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文不甚深，言不甚俗，纪其实亦庶几乎史。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，若《诗》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。

    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“士君子”，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“知识/权力”的文人、知识分子，他们之所以厌恶“言辞鄙谬”“失之于野”的野史评话，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，也可以解释为对“知识/权力”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。“士君子”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“妄加”虚构、杜撰、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。

    而罗贯中彼一“文不甚深，言不甚俗”的书写工作，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。然则，庸愚子以诗教赞之，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。

    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——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《劫后英雄传》ivanhoe，1819年——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，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，1811—1863。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，历史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《李娃》的序言《历史··历史》中，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。他这样写道：

    胡适之先生的“拿证据来”这句话，支配了我的下意识，